本研究以56所获评为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申报书文本为研究对象，使用QSR Nvivo 11.0文本分析软件和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词汇和数据的挖掘，对数据文本以及话语内容进行分析，以此呈现高水平高职院校的样态特征，揭示其发展路向，以期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提供借鉴参考。本研究的思路及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以国家统计局2019年经济普查的区域划分方法为依据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

表1所示，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区域分布不平衡性极其显著，东部地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数量上看，东部地区高水平高职院校共有32所，占比57.14%。其次是西部地区共有高水平高职院校15所，占比26.79%。从质量上看，A档和B档高水平高职院校均以东部地区为主，都占比该层次的80%。而C档高水平高职院校以西部地区为主力，占比42.31%，其次仍然是东部地区，占比30.77%。

高水平高职院校共有56所，涵盖了29个省（市、自治区）。运用SPSS 21.0软件对总数进行统计，29个省域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平均数为1.81，标准差为1.70，有20个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数量未达到平均数，且省域间高水平高职院校总数离散程度较大。统计显示，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各省域的高水平高职院校数量分布也极不平衡（图2）。

东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北京5个省域，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校数量位居全国榜首。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南。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陕西和重庆。黑龙江、辽宁、吉林、安徽、河北、山西、宁夏等20个省域的高水平高职院校仅有1所，而青海和西藏没有获评高水平高职院校。

鉴于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均是公办院校，且均是国家示范（骨干）校，本研究依据举办单位将高职院校分为省级政府高职院校、地市级政府高职院校、行业高职院校与企业高职院校4种类型。其中行业高职院校是指地方政府与教育部之外的其他部委或行业部门共同举办的高职院校，例如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企业高职院校是指由企业或集团公司举办及管理的高职院校，例如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具体分布见表2所示。

在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中，由省级政府举办的共有36所，占比64.29%。由地市级政府举办的共有15所占比26.79%。由行业和企业举办的高职院校较少，分别有4所和1所，占比7.14%和1.78%。其中有2所行业举办的高职院校被评为A档高水平院校。综上可见，省级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是推动我国高职教育质量发展改革的主力军。

从经费规模、在校生规模、师资规模和专业规模对高水平高职院校进行分析。

高职院校是经费投入需求极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经费规模对高职院校发展至关重要。

表3所示，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固定资产总值平均为112995.71万元，省生均财政拨款平均为1.74万元，学校生均财政拨款高于省生均拨款，平均为2.32万元。学校生均财政拨款主要来源于高职院校获得的行业企业支持收入以及技能培训、技术服务等学校自筹收入。整体来看，B档院校的平均固定资产总值高于A档院校，而C档院校的经费规模均未达到56所院校的平均值。

从在校生规模看，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平均全日制学历在校生人数为12846人，A档高职院校平均人数明显高于B档和C档高职院校。具体到在校生的生源结构规模上（表4）——以普通高中为起点的生源最多，平均为10590人；其次是以中职为起点的生源，平均为2169人；五年制高职后两年的生源和仅占极少数，平均有130人——普通高中毕业生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的主力生源，几乎是中职毕业生的5倍。

从师资规模来看，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平均生师比为14.56，平均双师素质专任教师占比达到了78.93%，平均兼职教师占比为44.15%。整体来看，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都较为合理。具体分析，A档高职院校的生师比值要小于B档和C档院校，双师素质专任教师占比高于B档和C档高职院校，说明A档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数量与结构更为优异。而从兼职教师占比来看，B档高职院校要高于A档和C档高职院校（表5）。

从专业规模来看，2016—2019年4年中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平均全日制招生专业数为44个。A档院校平均专业规模最大，有50个专业。B档和C档院校分别有44个和42个招生专业。具体到各高职院校，可以采用极值数据更好地判断院校间的差异。芜湖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近4年平均招生专业数最多，分别有75个、74个和73个专业。而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近4年平均招生专业数量最少，分别有18个和20个专业（表6）。

对申报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分析，采用词汇云的形式可以直观地呈现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目标。如图3所示，发展、水平、技术、服务、教育、建设、中国是建设目标的高频词，出现次数均超过200次。

为深入分析其发展目标，首先采用自由编码形式将目标内容进行编码，形成多个节点；再借用归纳法，不断比较节点内容，将相似节点连接在一起形成主轴编码。研究发现，以提质增能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是高水平高职院校未来的建设目标（表7），具体可以归为三点：其一，升级高职发展新水平；其二，服务战略区域新发展；其三，树立中国特色强品牌。

高水平高职院校都以升级发展水平为根本目标，聚焦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重点任务，试图通过转变办学模式、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保障和提高治理水平来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注重在时代转型背景下，为以“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乡村振兴”“互联网+”为代表的国家发展和以“京津冀协调发展”“长三角协同发展”“东北振兴”“西部经济发展”为代表的区域发展而服务。以此实现职业教育与国家发展同频，与区域产业共振。通过国际化办学与标准输出，既“引进来”又“走出去”，不断提升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打造中国特色的高职品牌，建成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的高职院校。

按单词相似性对56个申报文本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申报书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部分申报书的Pearson相关系数接近甚至大于0.8（表8）。

究其原因，申报书重点任务与举措可以分为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两个部分。规定动作均是从“一加强，四打造，五提升”，即从“加强党的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平台”“打造高水平专业群”“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提升治理水平”“提升信息化水平”“提升国际化水平”十个方面进行陈述。自选动作就是少数院校提出的特色建设举措，包含了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大思政教育体系、孤残疾学生培养项目、青少年职业体验等。因此，可以将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举措为总结为 “10+X”。对建设举措进行文本编码分析可以清晰地找出各种举措的发力点，。

1.常规举措

（1）一加强。加强党的建设是高职院校凝聚立德树人、新时代文明实践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加强党的建设要在“聚核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强基铸魂”，即在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和坚持政治方向的基础上，改革思政课程，实施“三全育人”，并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2）四打造。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产业所需的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举措的根本所在。根据文本内容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着力点：

首先，将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与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是夯实人才培养高地构筑的根基；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将德智体美劳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树立学生以劳为美、以劳为荣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其次，推动“1+X”试点，百万扩招背景下的分类培养、灵活学制、弹性学时等培养模式的改革；实现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内容对接岗位，深化课程体系建设与“三教”改革。

再次，深化产教融合与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全体学生多元成长成才。

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是高职院校对接科技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弥补高职科技创新短板，提升技术技能服务能力的内在要求。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以体制突破为抓手，校政研企（学校、政府、科研机构、企业）联合构建，使教育与产业、技研与教学形成合力。具体以建设三类平台为主要载体——技术服务中心主要面向中小微企业开展产品升级、生产运营及组织管理等服务；技术应用研发中心多以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搭建，进行基础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攻关与技术成果转化；创新实践基地则是实现服务创新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功能。

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首先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第一要义，实现人才引育与管理的协同发展。实施“引培聘组”计划打造教师队伍：“引”就是引进院士、行业领军人才、专业带头人以及境外专业教师；“培”就是通过教师分类分段轮训培养以及建设教师发展中心等方式持续推动教师全周期成长；“聘”就是实施“兼职教师人才库计划”，聘请企业技术骨干、能工巧匠做兼职教师；“组”就是组建教学创新团队及科技创新团队。与此同时，推进教师定岗定责、分类管理的评价机制和薪酬分配机制。深化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实现科学管理，精准用才。

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即面向区域主导产业、优势特色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新兴产业，基于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的逻辑，按照职业岗位相继、技术领域相近、专业基础相通、教学资源相融的思路构建专业群，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联合制定专业标准及课程体系。建立“政行企校”四方协同的专业群建设机制，通过人工智能等分析手段持续推进质量诊改，实施质量年报制度，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促进专业群高效优质可持续发展。

（3）五提升。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是职业院校永恒的话题。从文本内容分析来看，实体化运作职教集团、与企业共建特色产业学院、推广现代学徒制、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实训中心）、建设混合所有制学院、共建教师实践中心（大师工作室）、扩大订单班培养规模均是构建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提升校企合作水平的载体。合作路径的拓宽、内涵的深化、规模的扩大、层次的提升是高水平高职院校不断追寻的目标。

提升服务发展水平主要从六个服务对象进行切入，即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服务行业企业、服务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与脱贫攻坚、服务市民百姓、服务民间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服务成人的技能培训。首先，前两者是职业教育一以贯之的根本职能，而根据文本内容分析发现，当前高水平高职院校为积极响应高职扩招政策，把服务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成人群体的技能培训放在重要位置。其次，是加大与中西部区的对口支援力度。通过援建学院、开发师资培训项目、扩大贫困学生接收规模及学费减免等帮扶行动，带动中西部院校创新发展的同时实现精准扶贫。第三，更加强调对社区及市民百姓的服务功能，通过建设职业体验基地、科普基地、社区教育基地、康养服务中心等平台对“老中少”开展养身养心、职业素养和健康体验活动。融合拓展社区教育与终身学习，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第四，强调通过将民族传统工艺融入课程、引入非遗大师、建设技艺传承与推广平台实现对民间技艺的推广、传承、创新与发展，彰显了高水平高职院校对传统文化振兴的担当。

提升治理水平就是以《章程》为统领，创建多元共治与开放治理新局面，推进“放管服改革”和院校二级管理，实行大数据诊改与第三方评价，全面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水平。《章程》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制度体系的核心，是其他一切分类别、分层次的制度体系框架建设的基础。多元共治即实现咨询决策、监督审议、教育教学、科研学术、专业群建设、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协同治理。吸纳行业企业以及社区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由封闭治理走向开放治理。推进院校二级管理是管理权力下移、院校科层式管理向分布式管理转变。通过扩大二级学院的人事、财务等自主权，完善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以及考核结果运用，以此激发内部办学活力，让“能听得到炮声的人”拥有更多的指挥权。大数据诊改是“互联网+”的现代化治理模式。高水平高职院校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推广诊改试点经验，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实现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动态监控与持续改进。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分析模型，推动决策模式从经验决策转变为科学决策。

提升信息化水平主要以建设智慧校园、推动“教学革命”和提升师生信息化水平为抓手。建设智慧校园就是以5G技术、MR/AR/VR技术和云技术改造或升级信息化基础设施，打通涵盖学工、人事、财务、科研、后勤和保卫等业务系统的开放共享的公共数据平台，消除信息孤岛，构建智慧教学环境。通过建设虚拟工厂、仿真实训中心、教学资源库、在线课程，推进数字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实现传统专业与教学模式的改造，打造自主、个性、泛在的学习模式，推动“教学革命”，形成“互联网+”教与学的新生态。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最终一定要以教学主体的信息化水平提升为落脚点。为此，要健全师生信息素养培养体系，提升全体师生的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水平，真正建成《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高职标杆校。

提升国际化水平即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承办国际性职业技能大赛、建立职业教育国际交往中心为载体，综合提升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根据文本内容分析，一方面，高水平高职院校引进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办学理念、优质教育资源、国际标准与国际权威证书；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办学、联合培养、联合开发与制定标准、教师与管理队伍海外进修以及援助“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开展职业教育项目、打造鲁班工坊、对“走出去”中资企业海外员工进行培训等手段全方面走出去。另外，通过承办国际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建立职业教育国际交往中心，加强与海外国家的技术交流与人文交流，深化职业院校国际化内涵，提升中国特色高职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2.特色举措

在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中，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17所院校除以上十项常规举措外还提出了特色建设举措，充分彰显了高职院校的实践智慧，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是职教智库建设和高职文化建设。

通过以上对56份申报文本的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发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党的领导下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蓝图初步形成；高水平专业群紧贴产业布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创新；信息技术支持的教育、教学与治理创新模式不断涌现；教师队伍注重师德，引培结合与分类管理的发展机制初步形成；校企合作的载体与实践不断多样深化；高职院校的服务能力逐步拓展；国际化影响力初显。但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均衡、重“硬件”轻“软件”、整体上学校主动性实践探索不强等问题。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以期为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无论是获评的数量还是质量，东部地区均呈现出“一家独大”的局面，马太效应显著。东部地区以江苏、浙江、广东为代表的省份拥有绝对多数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这表明高职院校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中约有九成是由省级政府或地市级政府举办的，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也走在全国前列。教育与经济具有交互性。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教育也依附于社会再生产，包括对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的再生产。经济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会投射在教育领域。这一点在职业教育领域尤为明显。但研究同时显示，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获评率还与省域高职院校密集度有关。例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陕西，这些省份申报数量本身就相对较多，获评率也相对较大。然而东部地区获评能力的“马太效应”不可忽视。如何规避东部一些省份有多所高水平高职院校而中西部多数省份仅有一所甚至没有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更好地体现中国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区域特色多样性，值得下一轮“双高计划”的评选予以重视。

内涵式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长久的主题，更是当下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已有多年的历史，尽管外延式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空间，但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实现内涵式发展。这一点从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建设目标已经得以显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解释。

本研究仅以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举措为切入点，从微观视角看高职院校的内涵发展的着力点。微观层面的内涵式发展是指高职院校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为目的，采取加强人才培养能力、优化人才培养环境，改善人才培养条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一系列举措并产生一定的效果。研究显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目前仍聚焦在“硬件建设”阶段。通过计算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经费投入计划的比重发现，专业群建设、信息化建设、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是排名前三的举措，分别占经费计划的47.46%、9.86%、9.65%，明显大于人才培养高地建设（8.99%）和师资队伍建设（6.72%）的投入。

实际上，我国“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内涵式发展，经过三批示范校和三批骨干校长达十年的一个完整周期的建设，200所示范（骨干）校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项目建设经验。为了支持示范高职院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建设，国家投入了大量财力围绕专业建设配备了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完善的专业实训基地，建立了丰富的专业教学资源库，开发了大批课程与教材，从而大大提高了专业建设的硬件水平。如今评选的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也全部是国家示范（骨干）校，可以说是硬件建设基础雄厚。如果忽视这一前提条件，继续过分投入到硬件建设，忽视师资、课程体系、教学资源、校园文化等软件建设，难免会使高水平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不足。因此，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重心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自2019年初，国家先后发放了职教20条“高职百万扩招”“双高计划”“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深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多个职教政策“大礼包”，以此引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从历史维度的职业教育政策来看，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高职院校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段，政策具有明显的差别。不同历史时期的高职院校面临着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需求，国家、社会及受教育者给高职院校施加的压力与推力也各不相同。在当前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已经确立的时代下，在高职百万扩招的变革背景下，在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的驱动下，把握时代脉搏，紧扣现实发展需要是高职院校转型、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和生命力之所在。然而，在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申报书中可以发现“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乡村振兴”“互联网+”等国家发展重大决策以及“大思政”“1+X”“百万扩招”等职教改革是经常出现的高频词汇，但如何落实各项改革，如何服务各项战略往往只是片文只字，尚未形成条理清晰的实践策略。因此，高水平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尽快做出响应，充分发挥实践办学智慧，推动“自下而上”的转型与变革，从而继续保持领跑地位。

“双高计划”被誉为职教界的“双一流”，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所高职院校未来一段时期的国内地位和影响，同时也会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对外交往的名片。面对区域之间、类型之间、规模之间的不平衡性，已有办学基础的差异性以及实际办学的特色性，需要利益相关者重新审视“双高计划”评选的宗旨、意义与功用。已获评的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要理性地明确办学定位，紧跟国家政策的同时积极探索，以解决真问题着手，注重“软件建设”，持续发挥领跑带动作用，引领我国高职院校“自下而上”地转型与改革，全面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打造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