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困境与路径李竣-乡村振兴研究院

理论研究

文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困境与路径李竣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传承农耕文明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当前，乡村文化的发展面临农本主义价值观减弱、乡村文化载体流失、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不足等困境。传承和发扬优秀乡村文化，必须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多措并举塑造新时代乡村文化，共建文明乡村。

关键词：文化振兴；时代意义；历史演进；发展困境；路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61/j.cnki.zggqgl.2023.04.017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作用，认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源泉。本文在梳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城乡二元制度下乡村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提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建议。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意义

乡村文化振兴对传承农耕文明具有重大作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力量，有利于增进文化认同和坚定文化自信。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传承农耕文明的必然要求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农为国本”的思想。农耕文明是广大群众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生活中智慧的结晶，不仅是乡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还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基因。农耕文明包括精耕细作、品种选育、栽培技术、农业机械等优秀传统农业技术，以及勤俭节约、应时取宜、守望相助、尊老爱幼等优秀传统思想理念。因此，农耕文明既创造了农田菜地、池塘水渠、宗祠牌坊、戏楼寺庙等物质景观，还产生了民俗风情、民间典故、农时节气、宗族文化等非物质文化景观。灿烂的农耕文明蕴含了丰富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持久旺盛生命力，是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关乎乡村和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必须加以传承和发扬。

（二）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和动力源泉。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是重要的资源禀赋之一。首先，乡村文化中的稻鱼共生、生物防治、水土保持等农业技术和经验，对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保障食品安全、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尊老爱幼、守则和谐等乡村伦理以及宗族文化、乡贤文化等传统乡村文化，不仅是培育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以及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的重要基础，还是引导乡村能人回归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最后，乡村文化创造的大量物质景观和非物质景观，是开展农文旅产业、推进乡村产业模式创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等农业产业新业态的核心要素。

（三）乡村文化振兴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根基，更是激发文化觉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最突出的体现是在农村。其中，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及文明乡风的培育和提升是短板中的短板，必须予以重视。因此，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加强传统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还是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自强的迫切需要。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

文化振兴的提出映射出新时期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激增和文化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文化振兴的根源和演变历程需立足近现代历史的整体性视野，从近百年来农村发展历史中去挖掘。

（一）乡村建设运动推动文化创新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传统乡村文明受到西方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冲击。很多有识之士从文化与主体的路径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如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发动村民成立自治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兴办新式教育的“翟城实验”；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黄炎培等开展的“乡村教育”；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以“新的礼俗”复兴乡村的邹平模式、晏阳初混合3C（苦力、孔夫子、基督教）疗法的定县模式、卢作孚推广通俗教育和新道德的北碚模式等[2]。这些探索注重文化创新、教育发展以及提高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等，为传统乡村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文化失衡

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被视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并获得相应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服务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目标，在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制度、严格的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下，乡村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被抽取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中去，农业产业地位与农村文化被相对弱化。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仍是国家重点战略。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背景下，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落后于城市建设。相对于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一片繁荣景象，乡村文化则呈现边缘化和碎片化的状态。

（三）国家政策牵引下的文化重构

1998年，（原）文化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工作，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农村文化建设逐渐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重视。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指出了农村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此后，连续发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培育农村文化市场，推进乡村文化发展。2012年，（原）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提出支持农村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群，鼓励发展农村手工艺品、民间演出和乡村文化旅游，培育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和文化产业特色村，加强农村文化网点建设，扩大农村文化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文化消费提供适当补贴，大力拓展农村演艺市场等有利于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安排部署。

（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振兴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乡村文化发展愈加重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十个字”总要求中包含了“乡风文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倡导“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施行，明确“开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传承发展农耕文明，激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活力，助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并于2023年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2023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大地欢歌”全国乡村文化活动年工作方案》的通知，定于2023年举办“大地欢歌”全国乡村文化活动年。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指引指南和行动方案。

三、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文化的发展困境

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共同体的壁垒与边界受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冲击，人民群众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相应发生改变。城乡关系的演变使我国从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过渡到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3]。在此背景下，乡村传统的风俗文化和价值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乡村振兴面临如下几方面困境。

（一）传统农本价值观影响力降低，新乡村文化价值观仍待形塑

我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构造了以乡土为根基的精神文化体系，形成了人们的行为理据和精神依托。在现代化进程中，源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经济理性消解了传统农本价值观的农耕经济基础[4]。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先后经历了“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民主下乡”“法治下乡”“市场下乡”“文化下乡”，以及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运动[5]，以士绅阶层为核心、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这些变革举措和运动中日渐式微。在优先发展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背景下，以城市为本位的城市中心主义随之兴起。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受到农民的效仿，照抄照搬城市建设模式一度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流”，乡村建筑呈现出千村一面的“城市化”的特征。传统的农本价值观影响力降低，现代都市文明方兴未艾，新的乡村社会价值观仍待形塑。

（二）乡村人口流失、村庄数量减少，乡村文化后继者仍待培育

乡村及乡村人口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文化的发展受到农民个体、家族与国家间互动及变迁的影响。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就业或定居，乡村村落和人口减少，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缺乏足够的载体支撑。一方面，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精英离开农村，乡村文化发展所需的人力、资金、技术等公共资源随之流失，从而削弱了乡村文化发展的根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21年末，全国乡村人口由1978年的79014万减少到49835万，下降36.93%。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45万增加到91425万，增长430.15%。另一方面，撤乡并村、撤村并镇等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使大量村庄尤其是古村落和自然村落消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21年末，全国村民委员会从1978年的690388个减少到489573个。

（三）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不足，乡村文化消费市场仍待激活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逐渐加大，乡村文化活动需求得到部分满足，但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乡村文化服务供需存在一定的脱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然以相对统一化和标准化的模式为主，未能充分考虑群众实际需求，缺乏对乡村社会地域差异、文化差异以及乡村人口、年龄和文化结构的系统分析。二是农村“空心化”、农民“留守化”，制约了乡村公共文化参与能力和水平，乡村的文化需求和消费需求仍待培育。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3至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倍左右，文化消费的城乡差距较大。

四、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树立文化自信，提升和美乡村“内在美”，既要重视“物”的投入，更要重视“人”的培养。

（一）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农村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变革，传统农本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基础受到冲击，必须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用科学文明思想重塑农村思想文化体系。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积极开展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活动，实施科学、健康、文明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抵制封建迷信。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管理机制，落实相关部门和组织的主体责任，加强基层宣传员队伍建设，及时、规范地组织宣讲团宣讲国家重要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解读农村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加强村规民约等道德约束，用好奖惩激励机制。将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道德规范要求融入村规民约，列出正负面言行清单，鼓励在乡村文明建设中表现优异的个人和农户，对不良行为进行合理惩处，让村民能够言有所依、行有所止。

（二）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塑造新时代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源自农村的生产生活，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结合主流文化价值观和现代科学技术，重塑乡村文化内容和形式，在保持“传统性”的同时加强“时代性”，在传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发展。因此，振兴乡村文化，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还要吸收城市文明和外来文化优秀成果，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加强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的交流互动，取长补短，不断夯实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基础。一是深入实施“乡村记忆工程”，挖掘和保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搜集和整理反映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变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文字影像材料和物品，形成乡村文化记忆档案库，打造乡村文化坚实基底。深度开发乡村记忆，加强宣传，研发形式多样的衍生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二是推动现代文明引入工程，创新和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乡村原有文化资源，与时俱进吸收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中的优秀成果，用新的理念诠释传统文化，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提升传统乡村文化价值，建立更加丰富和完善的乡村文化体系。

（三）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增强乡村文化供给效能

乡村文化振兴，“精神内核”与“物质载体”缺一不可，必须提升软实力与构筑硬支撑并举。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相对薄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加强。一是注重乡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夯实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载体”。扩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的覆盖面，深入推进文化惠民战略，加强农村书屋、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基本场所和农村健身设施，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共建共享共治机制建设，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内生机制。以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为核心，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民间投资为辅的农村公共文化投入保障体制，创新“政府财政投入+社会捐赠+农民投资投劳+社会资本”等农村公共文化多元化联办协同机制，畅通农村公共文化诉求的反馈通道，更好的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三是发挥乡村文化网络供给的“长尾效应”，促进乡村文化供需的有效对接。以实施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为抓手，通过大数据搜集和分析，整合各方资源，开展农村公共文化的“菜单式”“订单式”服务，强化农村公共文化的供需对接，有效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2017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EB/OL]. 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924799.

[2]路璐，朱志平. 历史、景观与主体：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文化空间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18（11）.

[3]刘守英，王一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 管理世界，2018（10）.

[4]高静，王志章.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文化的变迁逻辑、振兴路径与制度构建[J]. 农业经济问题，2019（3）.

[5]吕蕾莉. 文化振兴视角下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内在需求[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 编辑：李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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